校园音阅 | “非人”旧调难续“做人”新梦——从黄世仁看民族歌剧《白毛女》的音乐、人性、救赎
谱例1 第一幕第二场 第十八曲《花天酒地辞旧岁》（黄世仁唱）①
谱例2 第三幕第一场 第四十七曲《九月里桂花》（黄世仁、穆仁智、黄母三重唱）②
引 言
民族歌剧《白毛女》作为中国文艺史上的不朽丰碑，其艺术魅力与思想深度历久弥新。2025年，时值剧目首演80周年，沈阳音乐学院对这部经典作品进行了复排演出。
借此契机，再度品味民族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其剧本初稿作者，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成员邵子南是四川资阳人，所以他笔下的反派人物都带有四川方言的韵味，谐谑而生动：反派黄世仁是四川话“枉是人”的谐音；而反派穆仁智最初叫穆仁心，与四川话中“没人心”形成谐音。邵子南通过这一充满民间智慧的谐音命名方式，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黄世仁角色的本质——他虽具人形，却妄称为人。因此可以说，其不仅是剧中的反派角色，更是一个被高度符号化的时代缩影。
一、音乐塑造的“非人”性
黄世仁的“枉是人”是指其在道德、情感与社会关系中的“人性”缺失。民族歌剧《白毛女》通过精妙的音乐语言，精准地剥离了黄世仁作为人应有的温情与怜悯，将其塑造为一个被欲望驱动的酒色之徒。例如在《花天酒地辞旧岁》中，黄世仁第一次出场就以“酒饮微醺”的悠然地主姿态呈现在观众眼前，对穷苦百姓所普遍遭受的痛苦进行讥笑暗讽。
如“谱例1”所示:“张灯（那个）结彩过除夕”和“哪管他穷人饿肚肠”两句唱腔在旋律上变头合尾，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同时运用的六度大跳，重现出了黄世仁作为一个醉酒之人的语气轻浮。但在相似的唱腔下，所呈现出的社会场景却是一对鲜明的现实对比：一边是以黄世仁为代表的地主阶级，通过剥削实现了“欢天喜地过新年”的虚伪场面；一边是被剥削的劳苦穷人饥肠辘辘。这样残忍的社会现实对比本理应激起黄世仁同理心，但他却将这当作了酒足饭饱后，自己能够洋洋得意的资本所在。
这段音乐通过旋律的变化，传达了黄世仁“枉是人”的精髓，那么如何将这种精髓表现在舞台上呢？带着这种疑问，笔者向黄世仁的扮演者——民族声乐系沈德鹏老师进行请教，并了解到了这样一段趣事：为了找到这种“地主醉酒”的表演状态，沈老师特地找了一次机会专门喝多了酒，并在楼下练习这段表演直至深夜，以此来找“喝多了回家”的感觉。在如此的练习下，成效甚好，沈老师在舞台上生动演绎出了黄世仁的嚣张跋扈。
与此同时，在《白毛女》的创作中，这段旋律像是“固定乐思”般，只要黄世仁一遇上“好事儿”，就会出现。继欣辞旧岁、喜迎新春后，这段旋律又出现在了次年木樨花开之时，此时的他喜备婚事。
对比“谱例1”与“谱例2”，这两段旋律相似性极高；但与辞旧迎新时不同的是，喜备婚事这次，不仅黄世仁开始高兴地唱起了这段“固定乐思”，其在封建社会中的“帮凶”也与他一道高歌，宛如要一同迎来本不道德且不存在的“HE”大结局。
正是上述音乐语言以及演员的舞台表现，消除了观众对黄世仁这个角色可能产生的任何共情，强化了其作为压迫形象的政治意义；也正是这种音乐处理，在《白毛女》故事开始时，便向观众传达出了黄世仁角色中的“非善”基调，并在全剧贯穿始终。
二、戏剧设计的“非人”性
在剧本所描绘的旧中国农村宗法社会结构中，反派角色黄世仁所描绘的不仅是一个恶霸地主的个体形象，而是一整套依托土地所有制和家族宗法权力运转的压迫机制化身。他依仗封建土地所有制带来的经济特权，又同时凭借地方权力结构给予的政治优惠，将这种阶级特权转化为赤裸裸的“吃人”秩序。他逼债、逼租、逼命，把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伦理关系变成单向的政治、经济压迫。他对杨白劳的步步紧逼并非个体命运中偶然的冲突，而是制度性剥削的必然结果；他对喜儿的占有欲和毁灭性伤害，也不只是其个人道德的沦丧，而是旧制度中财产、权力、女性，三个可以被物化的“所有物”之间的捆绑。他的行为将人伦践踏得体无完肤，使一个本应维系乡村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彻底异化为压迫与被压迫的修罗场。
“黄世仁”这一名字原本带着“世代仁德”的温良寓意，然而在剧中却形成尖锐反讽。他表面的道德光环与实际行为的残酷构成强烈对比：他不仁、不义、不顾人命，甚至连最基本的恻隐之心也荡然无存。邵子南利用四川方言特点对他的讽刺——“枉是人”，正是对这种名实分离、德位不符的深刻总结。他虽名为人，却不具备人的伦理与情感，枉占着人的位置，却行着鬼的勾当。
与此同时，戏剧设计将黄世仁置于杨白劳的对立面，使两者的命运形成高度对比。杨白劳的形象集合了旧社会亿万贫苦农民的命运特征：他勤劳、谦和、老实本分，却被重租重债压得喘不过气。他的悲哀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制度剥夺了他所有反抗的可能。他的尊严、生活乃至生命，在封建权力的任意碾压下像风中枯草般脆弱。他最终的崩溃赴死，是那个时代农民日常生活中无数“小崩溃”的瞬间集中化的悲惨结局。
与之相对，黄世仁的得意和成功则建立在无数个杨白劳式的悲剧之上。他的权力与财富并非源自个人能力，而是旧制度赋予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结构性优势。他的享乐越多，意味着成千上万农民的痛苦越深。他表面上的轻松与愉悦，正是旧社会秩序不公的铁证。音乐为其塑造的轻佻、昂扬、乃至狞笑般的旋律色彩，使这种对比更加鲜明。
在2025年沈阳音乐学院的复排舞台中，上述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戏剧冲突被内化为舞台灯光的精巧运转。明处的黄世仁吃尽“人血馒头”，暗处的杨白劳尝尽人间苦楚。明暗灯光的对比下，二者命运的对照揭示着旧中国制度设计上的残酷：在旧的社会结构中，“杨白劳们”连作为“人”的资格都被剥夺，只得在暗处苟延残喘。他们失去土地、话语权、选择权，甚至最后连生存的正当性都荡然无存；而“黄世仁们”则在社会“聚光灯”下无底线的霸占资源、操弄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异化，最终丢掉了作为“人”的道德底线。
这是一种时代双重悲剧：劳动者被压迫得不成人形，而剥削者在制度的纵容下“不行人事”。
三、“做人”的救赎
《白毛女》的文艺叙事力量之所以强大、引人流连忘返，正在于它没有停留在个人命运的悲欢离合上，而是指向了一个必须被解答的时代之问：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其通过杨白劳的惨死与喜儿的苦难，完成了对旧中国的彻底批判。雄辩地证明，在这个体系内进行“修修补补”终究无法解决根本矛盾。因为黄世仁所代表的阶级与制度，本身就是苦难的根源。
从文艺的角度看，《白毛女》通过黄世仁这个“枉是人”的形象与杨白劳悲惨命运的并置，深刻地论证了一个让黄世仁得以横行、杨白劳无处容身的社会，必须被根本性地颠覆；而能够领导这一颠覆，并建立一个让喜儿这样的受害者重获新生、让千万劳苦大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的新社会的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
现如今，在沈阳音乐学院复排演出《白毛女》的契机下，这部经典文艺作品得以沐浴在新时代春风中，向观众展示着全新的文艺回答：《白毛女》不仅是一部歌剧，更是一篇声情并茂的“政治寓言”。它用朴素的民间智慧、动人的音乐语言、尖锐的戏剧冲突，将抽象的社会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艺术作品。这告诉我们，在那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中国，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打碎“黄世仁们”赖以生存的旧世界，才能拯救千万个杨白劳和喜儿，以真正破除“旧社会把人逼成鬼”的悲惨现实，实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历史伟业。
时隔80年，再度“品味”《白毛女》，亦有感于斯文：
昨日仁人创作《白毛女》时，留下问号，诘问明日中国之出处？
今日志士复排《白毛女》时，留下句号，敬畏昨日中国之来处。
明日青年观看《白毛女》时，留下叹号，展望今日中国之去处！
文 / 音乐学系 姜晓擎（2022级本科生 导师：董蓉）
初审初校 / 陈 婧
复审复校 / 商 迪
终审终校 / 李丽娜